学子论文：负面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负面报道，即批评之类的报道，是指新闻媒体对一切违背法律或伦理道德、与人类进步潮流逆向而动损害人类利益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它往往揭露社会阴暗面，报道工作中的缺点，批露灾难事故等。

所谓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照，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它的核心是尊重人、关怀人、强调人的价值，主张以人为本，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权益。目前，虽然许多媒体在张扬着“人文关怀”，但新闻报道中广泛存在的“人文关怀”其实相当一部分只是流于表面形式和具有象征意味。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战争、疾病、灾难、冲突、动乱、腐败、犯罪、暴力、屠杀等负面报道中。

负面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种种表现

一、新闻报道的娱乐化

近年来，新闻娱乐化现象在我国传媒市场愈演愈烈，从最初的软新闻娱乐化发展到硬新闻软着陆，用娱乐的外衣对新闻进行彻底包装，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一味的追求事件的趣味性、可读性和视觉冲击力，用故事化、文学化的手法来表现新闻事件中的“动人”瞬间。

2004年9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动播出这样的信息：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人……参加的方式是：××用户发送答案至××××新闻娱乐化的案例，××用户发送答案至××××。在“当地弥漫着一片悲伤与愤慨之情，别斯兰全市都可以听到向死难亲人告别的哭泣声，工人在别斯兰的墓地挖出了一排排墓穴”如此悲怆的气氛下，拿灾难的死亡人数做充满娱乐色彩的有奖竞猜，对此有人尖锐地指出：“这是一道带血的有奖竞猜题，它让我战栗，让我感到羞耻：异邦的灾难之上，同类的哀号之中，竟有人如此冷漠，如此野蛮。”

而这之前在对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整个的报道过程中，“媒体似乎是在播放一部起伏跌宕的惊险电视连续剧，每天给观众留下无数的悬念，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样一场已经“远远超出法律和道德事件范畴的公众狂欢”中，公众利益与传媒责任在“娱乐”的名义下被模糊消解，我们读不出媒体关于整个案件的社会更深层的教育警示意义何在。

二、看客式的冷漠

传播学效果研究早已证明，媒体有建构社会环境的功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态度、观点、情感是会对受众道德标准其重要作用的。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应当伸张正义，谴责暴力，同情弱者，而一个文明社会的媒体有责任引导读者向正确的方向思考，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然而，我们看到：

在灾难事故报道中，不少媒体回避具体灾情，把灾情简单地表现为死亡人数，经济损失等没有生命力的数字。一个个的灾难事故就成了一个个数字的堆积。

在法制案件报道中，彻底漠视受害人的遭遇。马加爵杀人事件中，众媒体在不惜笔墨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追踪马加爵的同时，对于四位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报道却都是浮光掠影式的—基本上没有超出简介的范围。

在悲剧报道中，肆意侵害当事人的隐私，伤害当事人及其家属。不少记者在追求故事性的冷漠心理的指使下，完全不顾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客观上再次伤害了当事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在印度洋海啸事件中受伤的女孩，“尽管她已经被惊惶疲惫折磨得几乎虚脱，然而在众多话筒摄像机的包围中，这位虚弱的女孩不得不面对无数的问题。”

编排手段、遣词造句失当。编排手段的失当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图片的处理上。国航空难发生后，北京一家新闻周刊做了?国航悲情时刻?的专题，并附上记者在现场采访的照片。照片上女记者面带微笑，她的身后就是飞机的残骸和忙碌的身影。而一些新闻报道的遣词造句也流露出报道的采写者、编辑者对于生命的漠视，曾经有媒体在报道遭电击身亡的民工时说他们“尸体被烧成烤鸭”。

三、舆论引导的失误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一些媒体为了获取更高的收视（收听）率或发行量，毫不顾及被报道对象的痛苦和伤害和读者的审美感受，一味地追求冲击力和震撼力新闻娱乐化的案例，大肆渲染奇情诡异或遭际惨烈的社会悲情，对众多读者的阅读品位和社会认识产生了不良的引导。

比如某些街头、车站摊点上的报刊杂志，封面上美女像的旁边赫然印着类似“贪官和他的××个女人”“花季少女惨遭轮奸”的标题。而内容中并没有揭露贪官堕落的本质和少女受害的社会根源，却着力描写色情细节。最后不但没有起到警示人心的效果，反而扰乱人心甚至诱导犯罪。

再如对灾难报道中的恐怖信息大肆传布，强调恐惧诉求，或者利用遭遇灾难的个人或家庭的痛苦强调煽情诉求。在不久前爆发的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一些媒体采取日记、目击等形式，过多报道被劫持的少年儿童在恐怖分子恐吓和蹂躏下的惊怵之情和血淋淋的场面，对广大青少年的心理造成难以弥合的伤害，类似报道无疑扩大了极端恐怖活动对人心理的毁伤。别斯兰恐怖事件后，一些当事的青少年寻求自杀，便是血腥恐怖对其心理伤害的结果。

对负面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思考及对策

2004年4月5日揭晓的第88届普利策新闻奖14个奖项的获奖作品中，负面报道有11个，但是这些获奖作品报道的角度都是与普通市民相关的。不管是有关美国国内内容的，诸如美国工人的伤亡，美国人民的健康、普通人的孩子上大学，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汽车；还是有关国际问题的，比如伊拉克的人民，利比里亚的人民，报道中都呈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人文关怀，一股人情味。

《南方周末》也在以人文精神揭露丑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在其大量的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报道中，“人们感受到的是人间的正义，社会的公正，人们对不正之风包括对权力腐败的不满和愤慨，在对丑恶的无情揭示和鞭挞中得到了宣泄和缓解。”这些报道，“不仅没有让人们消极悲观，相反让读者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光明前途。人们在痛心和流泪的同时，得到的是心灵的震撼和净化。其批判的触角是犀利的，在犀利中透露出对丑恶的蔑视，对弱者的同情。”

所以，即使是反面报道也能体现出人文关怀，这种关怀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带给人力量，带给人希望，具有深刻而非浅薄的可读性。

要在负面报道中体现人文关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媒介从业者应树立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正确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最终的宗旨是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人文关怀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表现了社会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三个代表”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它对于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传媒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新闻工作者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念，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努力贴近生活，贴近事实，贴近群众，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以提高受众的欣赏水准为终极人文关怀，这是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职责之所在。

其次，加强媒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

谈到职业道德，会有人不以为然，甚至有记者嘲笑说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精神手淫”，只有想取得硕士学位的人才会对它感兴趣。曾经有一名记者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说：“如果记者变得‘过于道德’，就无法写出深刻、泼辣的新闻作品。他们会由于十分害怕伤害他人的感情或做错事，而不再锲而不舍地探索真相。”然而一个不得不让人正视的事实是：作为虚构的艺术人物，记者在电影电视上的形象大部分是反派人物，几乎没有一名记者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大部分记者被描写成不讲道德、粗心大意、麻木不仁和愚不可及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撒谎、偷窃、偷听、冒犯和教唆他人。试问对于这样的道德受到质疑的记者，人们怎么还会相信他的报道是事实？他的报道怎能还有公信力可言？

伟大哲学家康德曾这样说：“越是经常与持久地深思熟虑，有两种事物就越是引起人的赞美与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句话应该是被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记住的。再者，在具体操作上应注意：

1在题材的选取和表达上，要体现一种全新的平民视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用最大的兼容性去考虑最大多数观众的需求。要紧紧抓住与广大观众紧密联系的关注点，从策划、创意到制作的各个环节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例如在采访环节上，以下原则可供参考借鉴：“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受害者的亲友；即使在公共场合，也尽量尊重受害者的亲友的隐私权；记者尽量不要成为噩耗的传递者，不争得同意不要用摄像机拍摄受害者亲友；不要询问‘你感觉如何’这样的问题，不要使这些受害者的亲友掉入必须表达他们情绪的陷阱；可以在确认悲剧发生之后，提出进行采访的要求（对方有拒绝的权利）”（爱德斯坦·海德《对灾难的反映——准备工作与调控》）

在传播内容的表现上，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比如“马赛克”效果和化名的运用。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把握什么应该曝光而什么不应该，把握好“度”以充分体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2重视新闻图片的作用，利用图片说话。好的图片不但能真实反映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对事物本身的一种关怀和思考。非典时期有这样一张照片：病房深处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刚逝去的病人，而墙上的心脏检测仪显示出抢救刚刚结束。一位医生久久站在病人的病床前，双手叉腰低头无语，他的背影是那样无奈。这张照片显得很平淡，没有隔离区里医护人员的奋不顾身，也没有非典病魔在病人面上的狰狞。但它却让人从医生背影的一瞬，读出许许多多的东西。

3 当记者需要在获取新闻资料与拯救他人之间进行选择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处理，尽可能的两者兼顾。

2002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山东潍坊“助考公司”利用手机向考生传递高考答案的作弊全过程。记者利用偷拍、跟踪等手段，在寿光拍到一对母女与“助考公司”洽谈，随后到电信商场购买手机的镜头，然后在看到该考生进入考场后，向监考人员汇报，该考生被当场抓获。记者在完整记录事件全过程的同时也可能从此毁掉了这个作弊考生的前途。其实在这一案例中，记者可以转换角度来处理：在该母女购买手机后，会同公安部门将手机截获，在考试当天等候作弊公司打来的电话。若没有电话，就定性为诈骗；如果打来电话，则证明其确实有罪，可利用公安机关的监听手段，跟踪电话来源，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样既不会妨碍节目的精彩好看，也可以将一个全国性的曝光节目对那名作弊考生的伤害减到最低限度。

注释：

[1] 周红：《媒体不是“看客”—事故报道之我见》，《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5期

[2] 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5月

[3] 秦明瑛：《给新闻报道注入人文关怀》，《新闻记者》，2004年5月

[4] 韩书：《灾难事件三个环节中的媒体运用》，《中国记者》， 2004年10月

（作者简介：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专业2004级研究生）